那麼當古代女子真的遭遇暴力侵害時，她們為何很少反抗和報案呢？其一，是對反抗無效的恐懼。采花賊利用暴力威脅女子就范。體弱的女性與之硬碰硬，反抗不僅無果，還可能招來更為慘烈的脅迫。所以她們只能選擇妥協，希望能全身而退。
這與人們平日所接受的應激訓練有關——當一個人長期生活在恐懼中，面對真正的威脅時，求生欲望會主導大腦，排斥一切高級的理性思考。
其二，是對家族聲譽的顧慮。在當時的社會觀念里，被侵犯的女性是有罪的。一旦丑聞傳開，不僅女子自己受辱，她的整個家族也會因此聲名狼藉。所以很多婦女選擇隱忍和隱瞞，也有些家族內部私下處理，不讓事情敗露。
她們寧可自己郁郁而終，也要保全家人的名節。這種現象與東亞「面子文化」的倫理觀念關系密切，它要求個體不惜代價維護集體的聲譽。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成長的女性，已將這種思維融入骨血，哪怕遭受如此巨大苦難，也在所不惜。
我們今天審視歷史，更多地是基于理性和同情，而非批判。歷史無法重來，我們的職責是學習和繼承——學習古人犯下的錯誤，繼承他們的優秀品質。也只有這樣，才不至于讓那些不幸的靈魂白白死去。
時間的洪流中，這些無辜者的哀慟和祈求，是否曾有人聽見？她們的正義，是否得到過伸張？
古代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明顯存有偏見。犯罪男子可以逍遙法外，再次作案。而受害女性除了忍辱，別無他法。
第一，古人極為看重「面子」，即使知曉女子的遭遇，也有意回避。不少家族不支持受害女子報案，更有甚者主動加害。他們恐同族丑聞散布，甚于女性再度受辱。這種現實利益至上，切身利益高于公理的做法，也許出于一種本能的自保，但的的確確加重了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殘酷。
第二，古代法律對女性貞操規定繁多，但很少從保護女性角度出發。屢見家法超越國法，大打出手，害死害傷女性的情況。可悲的是，女性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去維護自己。這里，法律在有意無意中成為了的一部分。
它先入為主地認定了」男性優越「這一定理，由此定義了各種雙重標準，加強了女性，尤其是受害女性的。在這些因素疊加影響下，受害女性陷入完全的權力真空狀態，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制度性暴力的最直接受害者。
直到今日，我國的法治與性別平等理念已有很大進步。對貞操的看法也從道德硬性規定，變成一種個人價值選擇。我們不能輕視古人，但也決不能默認歷史的偏差。在漫長的時間軸上，我們還需為那些無辜靈魂去竭力抗爭與吶喊。
例如最近幾年，歷史學界和法學界聯手推動歷史冤案的復核。在溫州，一位97歲的女性，終于為其40年前遭受的[性·侵]找到了證據。
這起案件背后，是這個老人一生的坎坷和無奈。她80多歲時才第一次意識到，法律本應伸張正義，維護人的尊嚴。「我這一生，原來可以選擇報案，而不僅僅是忍氣吞聲。」這位老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。
無數這樣的例子還在發生，它們警示我們，不能因為時間的流逝就默認那些錯誤。只要我們還在世，就永遠有機會去修復。這不僅是為死者發聲，更是為了活著的人能生活得更好。正義或許無法及時到來，但絕不會永遠缺席。
